接下来的几天，锤子声几乎没有停过。
有人在修车轮，有人在补屋顶，也有人把木板钉到门窗上。声音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天黑，隔着一两条街仍能听见。偶尔某处先响起喊声，随后便是锤击，一下接着一下。
大火留下的烟渐渐升高。
天亮以后，城上终于能看见一片苍白的天空。风从烧毁的街区吹来，仍带着焦木、湿灰和腐坏皮肉的气味。夜里越来越冷，睡在院中的人开始把大衣盖到头顶。
第三连每天点名两次。
早晨一次，黄昏一次。
中尉站在院中央，书记员捧着名册。名字读过以后，有人从草铺上起身应答，也有人隔着院墙从仓房里喊一声。失踪栏里的名字依旧没有回应。
偶尔会有人回来。
一个士兵赤着一只脚，从城北的散兵集结处被送到院门。他说自己跟错了旗，先后在两处营房睡过，直到听见第三十三团的番号才找到这里。
另一个人被两名同伴扶回来，额头包着布。他进入莫斯科后的第二天便走散，后来一直跟着炮兵搬运弹药。点名时，他听见自己的名字，先愣了一下，才抬起手。
也有人离开。
上午还在队列里的人，下午便因高热被送走。书记员在名字后写下地点，第二天又有人来通知，那处救护所已经满了，伤员被转去了别处。
原来的记录被划掉。
新地点写在旁边。
有些名字后面已经挤不下字。
瓦莱每天都要把自己的名单与连里的名册核对。他把找回来的名字补上，把被送走的人另记一行。德洛姆和地窖里几个人的名字仍留着空白。
第三天早晨，一名换岗的军士来到院里。
他的肩上挂着两支火枪，其中一支枪托上刻着德洛姆姓名的缩写。
瓦莱认出了那把枪。
“人呢？”
军士把枪靠到墙边。
“还在屋里。”
“守卫换过了吗？”
“换过两次。”
“里面有声音吗？”
“昨夜没有。”
“送水呢？”
“壶拉进去以后没出来。后来从气窗倒了一点。”
“有人回应？”
军士摇头。
“门还堵着。军医没去。”
瓦莱看向枪托。
“枪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“院井旁。”
“屋里？”
“外面。”
“谁拿出来的？”
“没人知道。”
军士把一张折过的纸交给他。
纸上仍写着德洛姆、马松和另外几个人的名字。每个人后面都只标着“未确认”。
瓦莱将纸折好。
“还留人守着？”
“两个。”
“他们有多少弹药？”
“一个十五发，一个十一发。”
军士说完便去仓房领水。
德洛姆的火枪被登记后放进空置武器架。没有人来取。
里夏尔在第二次点名时没有应声。
法布尔站在队列里，向回廊方向看了一眼。
书记员又读了一遍。
“阿贝尔·里夏尔。”
仍然没人回答。
医护人员从仓房旁走过。
“昨夜送走了。”
法布尔问：
“送到哪里？”
“发热者营房。”
“哪一处？”
医护人员向东边指了一下。
“原来是学校的石屋。”
“他的手怎么样？”
“肿了。”
“他是被钉子划伤的。”
“钉子也会让人发热。”
医护人员没有停步。
书记员在里夏尔的名字后写下“留院”。法布尔看着笔尖移动，直到下一个名字被读出，才将头转回来。
点名结束后，瓦莱去找他。
“你看见他怎么受伤的吗？”
法布尔摇头。
“当时地窖里全是人。”
“他自己说是钉子。”
“地上有断木板。也有钉子。”
“工兵抓过他？”
法布尔想了片刻。
“有人抓住他的袖子。我不知道是谁。”
瓦莱没有再问。
他把名单收起，命令众人准备去散兵集结处。
集结点设在一片没有被火烧到的石砌广场。
几面军旗沿着墙排列。旗面都卷着，只露出顶端的鹰饰和少量颜色。军士站在各自旗帜下面，一遍遍喊团号与营号。
“第一军第二师，第三十三线列步兵团！”
“第四十八线列步兵团的人到东墙！”
“炮兵辎重队在井旁登记！”
“维斯瓦军团的人到南面！”
声音互相盖过。
广场上挤着几百名士兵。
有人背着完整行囊，有人只剩一支枪和身上的制服。几名伤员坐在地上，等本部派人来领。没有找到番号的人被赶到另一条队列，先登记姓名、籍贯和最后一次见到本部的位置。
瓦莱带着第三连的人在广场北侧维持通道。
士兵不断从他们面前经过。
有人听见熟悉的番号便挤出队列；有人走到旗旁，才发现自己找错了营，只能重新回到人群里。军官拿着残缺名册逐一核对，名字相近时还要追问连队、排别和军士姓名。
一名满脸胡须的士兵连续报了三个不同番号。
负责登记的军士把笔放下。
“你到底属于哪里？”
“第五团。”
“刚才说第十二团。”
“我是跟第十二团进城的。”
“那第四十六团呢？”
“在那里领过面包。”
旁边有人认出了他。
“他属于炮兵。进城第一天还替我们赶过车。”
人群里传来笑声。
登记军士将那人从队列中赶了出去。
“去井边找辎重队。”
那人抱紧自己的面包袋，一边骂一边离开。
莫罗站在通道旁，看着一队刚被找回的士兵走向旗帜。他们原先被临时编进别的连队，如今又被叫出来，重新归还给各自的营。
有的人不愿走。
“我在那边已经有铺位。”一名年轻士兵说。
“你的名字在这里。”军士回答。
“我的班只剩三个人。”
“这里也缺人。”
军士抓住他的肩带，将他推入新队列。
几步之外，另一名下士正在寻找失踪的整个半排。他喊了许久，只等到两个人回应。
午后，一名波兰军官来到广场。
他的制服满是灰，马靴上粘着干泥。身后跟着一名书记员和两个士兵，手里拿着几页用法文和波兰文写的名单。
军官沿着队列询问散落的波兰士兵。
扬听见乡音，抬起头。
瓦莱让他过去。
波兰军官问了他的姓名、原属部队和最后一次见到同伴的位置。扬一一回答。
书记员翻过几张纸。
“名单上没有你的连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跟谁进城？”
扬朝瓦莱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“跟他们。”
军官也看过去。
“领取谁的口粮？”
“第三十三团。”
“执行谁的命令？”
“瓦莱下士。”
军官在纸边写了一行。
“暂时留在那里。找到你们的人以后再调回。”
扬问：
“我的团在哪里？”
军官把纸合上。
“有人说在城西，也有人说已经去了城外。”
“你不知道？”
“我要是知道，就不会在这里找人。”
军官牵着马继续向前。
扬回到第三连的队伍。
瓦莱问：
“怎么说？”
“继续跟着你。”
“写进去了？”
“写了。”
瓦莱在自己的名单上补了一句。
从那天起，扬可以凭第三连的登记领口粮，也要承担与其他士兵相同的岗哨和勤务。点名时，他的名字仍被放在最后，书记员每次都会在后面加一句：
“临时附队。”
搜粮的队伍每天仍会出去。
第一天带回来一袋燕麦。
袋底已经进水，麦粒结成一团。军需军士把还能拨开的部分摊在门板上晾晒，发黑的留给马，稍好一些的留给人。
第二天，他们找到一坛盐和几捆湿草。
草中混着碎玻璃和灰，士兵们坐在院中挑了半天，才敢送去喂马。
第三天走得更远。
八个人推回一辆坏车，车上只有两只空桶、半袋发芽的土豆和几块从地窖中找到的硬面包。
土豆切开后，里面已经发黑。
军需军士仍让人削掉坏处，全部扔进锅里。
有人开始在值勤时咀嚼马料。
也有人从废墟中挖出一小块面包，先塞进嘴里，再向同伴说自己什么也没找到。
偷藏的东西变了。
前些日子有人把银勺、钟表和酒瓶塞进背包。如今被军士从衣服里搜出来的，是几粒麦子、一块干奶酪和半只发霉的洋葱。
院里关于议和的说法也越来越多。
一个从西面来的车夫说，俄国使者已经进城，皇帝很快便会宣布停战。
第二天，一名炮兵说使者根本没来，送出去的信也没有回音。
有人坚持沙皇已经答应谈判，只是库图佐夫拖着不肯放行。
另一个士兵说，俄国人准备等雪下来，再把他们全部困在城里。
每当传令兵骑马进入院子，正在修枪、吃饭或补鞋的人都会停下来。
骑手从怀里拿出文书时，便有人低声问：
“回信？”
送来的往往只是新的值勤表、失踪人员名单或封闭房屋的登记。
有一次，传令兵带来十几页纸。
院里的人都围了过去。
书记员翻开后，发现是各营需要补报的伤员和车辆数目。
“没有别的？”有人问。
骑手已经在喝水。
“还有什么？”
“俄国人的信。”
骑手擦了擦嘴。
“我只送这个。”
他说完便牵马离开。
城中的枪声没有停止。
白天少一些，入夜后反而更容易听清。有时只响一枪，有时接连四五声。院里的人起初还会猜是哪一条街，后来只在枪声过近时才有人走到门口。
一支巡逻队某天少回来两个人。
带队军士说他们追一个抢酒的散兵进了巷子，随后听见枪响，再进去时已经找不到人。中尉派人搜了两条街，只带回一顶帽子。
第二天，另一支部队派人来借绳子。
“要多少？”仓房军士问。
“全要。”
“做什么？”
来人看了看院墙旁的士兵。
“绑人。”
“活的？”
来人没有回答。
最后只领走了两捆。
尸车经过街口时，车夫旁边开始坐一名持枪守卫。尸体手腕上的绳结打得越来越匆忙，有些只绑住袖口，稍一颠簸便会滑脱。
一座原本接收伤员的教堂关上了门。
台阶上站着四名士兵，刺刀全部装好。有人抬着伤员过去，守卫只让他们继续向前，说里面不再收人。
“为什么？”抬担架的人问。
“满了。”
门内传来一声枪响。
守卫的脸没有动。
“去下一处。”
傍晚，几名发热士兵被押过第三连驻地。
他们的手没有捆，只被要求彼此抓住前面人的腰带。两侧各有一名持枪守卫。
其中一个人走到院门前时忽然停下。
“母亲？”
守卫推了他一把。
“走。”
那人回头望向一座烧毁的房子。
“她在那里。”
废墟中没有人。
他挣开前面同伴的腰带，想向房屋走。守卫用枪杆顶住他的胸口，把他推回队列。
“她在叫我。”
“你母亲不在莫斯科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守卫没有回答，只让队伍继续前行。
最后一个发热者经过时，莫罗看见他的右眼已经肿得只剩一条缝。
队伍拐过街角以后，声音仍从远处传来。
“慢一点。”
“她还在后面。”
院外的另一座房屋在当夜被封了起来。
锤击声一直持续到莫罗换岗。
第四天清晨，营部要求各连重新统计人数。
中尉把所有人叫到院中。
这一次点名比往常更慢。
书记员不仅记录谁在，还要在每个名字旁标明是否能够携枪行军，是否有伤，是否需要车辆，剩余弹药有多少。
“让·莫罗。”
“在。”
“能行军？”
“能。”
“右肩？”
莫罗活动了一下手臂。
“能用。”
书记员在纸上画了一笔。
“吕西安·阿尔芒。”
“在。”
“弹药？”
吕西安打开弹药盒数了一遍。
“二十三发。”
“扬·科瓦尔斯基，临时附队。”
“在。”
“能行军？”
“能。”
“靴子？”
扬低头看了看那双不合脚的鞋。
“还能穿。”
名字一个接着一个。
有人被记为可携枪，有人被记为轻伤，有人被划到需要车辆的一栏。两名发热士兵没有参加点名，他们的姓名被抄进另一张纸。
轮到失踪者时，书记员照旧读出安托万和德洛姆。
院里无人回应。
中尉没有让他再读第二遍。
点完人，军士开始清点院中的马和车辆。
能拉车的马只剩三匹。
一匹后腿受伤，一匹咳嗽，另一匹瘦得肋骨清晰可见。双轮车有两辆，四轮车一辆，另有一辆没有车轴。
“为什么突然报这些？”有人问。
军士正在查看挽带。
“上面要知道。”
“知道以后呢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是不是要走？”
军士用力拉了一下皮带。
皮革从旧裂口处断开。
“先找根绳子。”
傍晚，一名传令兵骑马进入院子。
许多人同时抬起头。
有人还没等他下马便问：
“俄国人的答复？”
传令兵从大衣里抽出一叠纸。
“明早重新点名。”
院里响起几声失望的叹息。
“还要点？”
“能行军的人、留院的人、失踪的人，分开报。”传令兵说，“马匹、车辆和口粮也要重新统计。”
中尉接过文书。
“什么时候交？”
“明日午前。”
“还有别的命令吗？”
传令兵摇头。
书记员把新名册摊在木箱上。
院外又响起锤子声。
他们仍在等。